临终前 他一直惦记服药

2013年的年末，老王的肺部已经严重感染，他意识到时日无多，总担心疾控中心免费发放给他的抗艾药物不够用。尽管生存得异常艰难，但他依然渴望活着。

44岁时，老王通过网络了解到同性恋，离异十多年的他，开始在这个群体当中寻找“伴侣”。由于同性之间的不安全性行为，2010年老王被确诊为艾滋病，从此他的生活充斥着疾病、歧视和恐惧。46岁的老王免疫系统遭到破坏，经常疾病缠身。

提起故去的老王，渭城区疾控中心防艾科科长任玉梅回忆道，去年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没多久，老王就出院了。而这次出院病不是因为病情的好转，而是彻底的束手无策，老王最终病死在家里，“12月底，我们准备再次给他送药时，却联系不到他了，后来从他的儿子哪里得知，人没了。”

任玉梅说，那段时间，每当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去看望他时，他总是在病床上就叨念着：“啥时候给我把药拿来？”事实上，那段时间，老王已经极度虚弱，他最终没能挺过那个冬天。尽管在很多人看来，生命的终结不管对老王还是他的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但接触过老王的人却看得出，这个年近50岁的男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

本着为患者保密的原则，疾控中心人员往往与患者单线联系，但在整个疾控中心，几乎人人相识老王。他是为数不多的愿意积极配合治疗的患者。最后一次住院前，他甚至去“男同”聚点发放宣传资料，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他希望自己“同志”和艾滋病患者的双重身份，对防艾宣传有所帮助。

为尊严 拒绝享受医保报销

老王生命的最后时段里，病榻前只有一个少言的儿子。任玉梅说，那段时间，老王心里记挂着两件事——每次抗艾药物的发放，临终都没能办理下的低保。“尽管抗艾药物是国家免费发放，但其引发的其他病变需自费治疗，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老王以及他的姊妹们几乎被这些费用拖垮，以至于到最后，他的病床前几乎见不到亲属的身影。”最后曾接触过老王的医生郑宏波说，虽然艾滋病如同结核病等大病一样，可以通过医保报销80%以上，但大多数艾滋病患者因害怕受到歧视而放弃医保，老王便是其中之一，他曾艰难地维系拮据的生活，只为守住那份尊严，他放弃享受医保报销费用。

在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传染病一区护士殷静和魏娜的印象里，老王是一个孤独的中年患者，“他那时候肺部感染已经很严重，呼吸短促，说话有气无力。”

传染病一区主任医师刘海玲教授介绍，艾滋病患者常遭受的歧视，但有的患者让人既同情又可憎。“有人明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艾滋病，他怕受歧视，在就医期间隐瞒病情，这样医生提前没有防护，无疑增加了医生的风险。”

刘海玲说，艾滋病是一个社会的综合问题，群体责任感的缺失或许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宣传和教育提升，而对于艾滋病患者，她希望有完备的政策来保护其隐私，以保护其就医的权益。

一个年轻艾滋病患者在迷茫中前行

愧对父母 是最大心痛

打了两个耳钉，染着栗黄色头发，围着一条格子围巾，22岁的大男孩已经面临毕业。但也正是因为即将步入社会，小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惶恐和迷茫，尽管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于未来，他仍没有憧憬的勇气。

愧对父母 是他心里最大的痛

尽管身为艾滋病患者，但小雷并不担心来自于别人的歧视，因为他身上没有明显的标志。他所担心的是将来病情无法掩盖，他如何面对家人，愧对父母是他最大的心痛。

时隔1年再次见到小雷，这位22岁的大男孩比当初时尚了很多。很庆幸，在与艾滋病抗衡过一年之后，他在与人交谈时，脸上依然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在未感染艾滋病前，小雷觉得那种病离自己很遥远。他被确诊的那天，当他从疾控中心走出来，坐在返校的公交车上，他在角落里流了泪。那天的路程显得格外长，“仿佛就这样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事实上，同性之间发生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行为，但他无法相信，他只有3个特殊朋友，发生关系也仅3次，自己就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了艾滋病患者。

被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对于时年21岁的小雷来说，他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内心惶恐和忐忑，他瞒着身边所有的人，尤其是不想让父母知道。他天真的认为只要自己不说，这将会成为他心里永久的一个秘密，惶恐也会逐渐淡化。

害怕婚姻 他不想祸害别人

而现在，小雷已经读大四，最近他的睡眠越来越少，他开始越来越担心以后的生活。一旦走出校园，意味着工作、婚姻等人生大事都将接踵而至。父母对他是有很大期许的，尤其是婚姻，在以后无论如何都是无法逃避的问题，但小雷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他说他不想祸害人。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必须向父母坦白病情，而现在能拖一天是一天吧。”早年，小雷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家里的积蓄大多“送”给了医院。在他高二时，父亲又因生病从此不能再干重活，几乎处于“无业”的状态。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早已不堪重负。小雷很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个仅靠母亲每月2000元的收入维持生计的家庭，如何承受艾滋病所带来的精神和经济方面的压力。在农村，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不多，小雷的父辈了解的更少。在与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长期接触中，小雷明白，对于艾滋病了解的越少，越是恐惧，越是不能理解，越是容易产生歧视。他无法想象当这件事情传到村子里，自己和父母又将如何承担，对于未来，他一直茫然。

小雷的家里就他一个男孩，像很多家庭一样，父母还指望他养老送终。而现在，小雷明白，未来的生活，对于他和父母而言，很有可能要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境遇。一想到这，小雷就觉得对父母深表愧疚。

在感染艾滋病前，小雷曾是学生会主席，交际较广，而现在他已逐渐将自己孤立起来，不愿主动和别人交往。

“我觉得别人的时间比我长，假设病情加重，作为朋友，他们肯定会特别难过，我也会悲伤。现在要做的，是让自己悄悄地淡出别人的视线，最好有一天当我不在了，也没有人察觉。”

（文中涉及的患者均为化名）

本组稿件由华商报记者 刘军伟 吴萍 薛望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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