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日是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仍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华商报记者为读者展示一个一家4口均患了艾滋病的家庭面临的艰辛与苦涩，并对去年曾采访过的老王和小雷做了回访。

咸阳有这样一个特殊家庭，夫妻俩和一双子女均已确诊感染了艾滋病。这个家庭如同激流中一艘漏水的船，虽明知无法抵岸，却不得不挣扎前行。艾滋病日，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艰辛与苦涩。

一家四口均患上了艾滋病

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让强磊夫妇喜上眉梢，但突来的一场变故却让这幸福的小家庭蒙上了阴影，一生都无法摆脱。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他们的担忧中慢慢长大。他们不知道，在艾滋病的浓重阴影下，这样一个脆弱的4口之家，最终将往何处去。

43岁的强磊从老家河南来咸阳已经十几个年头，此后他再也没回去过。他与妻子张梅在秦都区一个城中村租了间房子，随后有了一双子女。日子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却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因女儿小贝的一场大病，这个家庭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2009年10月，3岁的小贝腿部出现浮肿，并起了大量水泡，夫妻俩连忙将孩子送到西安市儿童医院治疗。诊断结果：为坏死性筋颈膜炎，经过9天的治疗，孩子总算捡回了条命。临出院时，医护人员告诉强磊，孩子可能得了某种传染性疾病，但具体什么病，医护人员并没有明说。

看着孩子好转，强磊并没有将医生的话放在心上。直到2010年元旦过后，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老孙找上门来，强磊才知道，小贝感染了HIV，但那个时候，他还并不清楚，这三个英文字母意味着什么。

强磊从老孙那里得知，3岁的孩子感染艾滋病，很有可能是通过母婴传播，这意味着这一家四口均有可能是艾滋病感染者。在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强磊最终同意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前往医院进行检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检测结果是，他们一家四口均已患上了艾滋病。

早年卖血 使用了感染针头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共分为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在强磊及家人身上均得到体现。

回想起感染的原因，强磊称，自己平时生活比较简单，并没有高危行为：“可能是十几年前在老家卖血时染上的，那时抽血使用的针管，多被重复使用。”

一次卖血经历，让强磊感染了艾滋病，随后妻子也被他感染，而两个孩子也没能幸免。通过查阅资料，强磊得知这是一个没救的病，因此他不得不向家人坦白实情。

实际上，原本就十分艰难地生活，早已让强磊夫妇无暇担忧，忙碌时，患病的事情暂且抛到脑后，夫妻相互打气：“只要按时吃药，就能控制住。”

但闲下来时，他们便陷入无尽的折磨，未来一片迷茫，一对儿女将来如何面对？他们又将如何看待自己的父母？

面对这些问题，强磊时常想，为什么当初要结婚生育前，没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现在他将痛苦传给最挚爱的3个人，他不知道自己能拿什么来弥补和偿还。

告诫孩子 若受伤须自己包扎

值得欣慰的是，两个孩子一直“健康”地成长着，今年10岁的儿子小强已经上学，他是强磊夫妻俩的骄傲，也是夫妻俩的希望，“娃很乖了，英语学得可好了，每次考试都在90分以上，还和外国人说话了。”

说起小强，张梅总能幸福地哭出声来，她多希望自己能代替孩子经受这些苦难。已经懂事的小强知道自己和同龄人不太一样，和同学交往时也一直小心翼翼。夜深时，小强总是会问张梅，“妈妈，我得了什么病，为啥要一直吃药。”

张梅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安慰孩子，“你别管那么多，好好学习，以后就好了。”

小强的书包里，总是装着他随身携带的卫生纸和创可贴，他平时也很少和同学打闹。张梅都嘱咐过他，如果磕破流血，必须自己动手包扎，不能让同学帮忙。小强也一直记着妈妈的话，上学到现在从没受过什么伤，但那些东西还是每天都要带去学校。

“孩子比较懂事，等大点了自然就会知道的，现在只希望他能好好上学，完成学业，以后会怎样，我不敢想。”张梅说。与逐渐懂事的小强相比，小贝却让她和丈夫一筹莫展。女儿已经过了上学的年纪，但因为不说话，至今没有学校愿意接收小贝，张梅平时做工，都得带在身边，生怕她跑丢。

看着小贝一天天长大，再加上疾病，如果再不接受教育，孩子以后怎么融入社会，张梅联系过很多学校，但都因为孩子不说话，学校拒绝接收。曾经有一家特殊儿童学校愿意接收，但因为费用太高，而且每天要接送三次，只能作罢。

他们安身咸阳 不愿回老家

人在患病时，总希望回到家人身边，但强磊和张梅却不愿回去。对于老家的人和事，两人都不愿多提。一家人现在租住在一处民房，强磊曾申请过廉租房，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下来。对家人的未来，强磊也曾计划过，“我有点修车的手艺，现在住的地方如果拆了，或者厂子倒闭了，我们想自己开个修理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应该没问题。”

强磊的规划仅限于眼下，他说，对于未来不是他们这样的家庭可以去憧憬的。从2010年到现在，强磊和张梅最信任的人便是疾控中心的老孙，很多话他们没法对外人说，除了老孙。在别人面前，夫妻俩总是乐呵呵的，而面对老孙时，夫妻俩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还能活多久。”和许多艾滋病患者一样，在被确诊后，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往往会成为他们唯一的倾诉对象。老孙对于强磊一家人而言，就是这样一个人。老孙曾劝强磊带孩子回老家，起码孩子有个户口，但夫妻俩铁了心要留在咸阳。至于原因却从未提起，老孙想，他们怕是永远也回不了老家了。

这个特殊的家庭栖身咸阳，在艾滋病所的恐惧中，艰难地度过了4年。就像强磊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对于生活的规划，仅限于眼下，未来，对于他们来说，过于奢侈，“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期许，我希望，在这里能有自己的房子，有个安稳的家，陪着他们一起面对未来的苦难。”

一个艾滋病患者最后的孤单旅程

放弃医保 为守住尊严

老王是位艾滋病患者，去年曾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不久便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忍受着无法排解的孤独，求生欲望很强烈，但死神并未因此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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