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相互推诿责任

        王春义和生金林从2012年底开始，为讨薪多次找过阜新市经济开发区劳动局等部门，这些部门都说“管不了”。

       不久前，《经济参考报》记者随王春义等几名农民工一起先后来到阜新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几位领导都拒绝接受采访。几经转折，开发区的发改局局长许青双接受了采访。他说，2014年9月已经以区政府的名义起诉了投资方与施工方，但法院正在搜集证据，何时能有结果他“说不清楚。”不过，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乙方资金并不充裕，即便法院判决生效，农民工也可能拿不到钱。

        正在山西太原讨薪的邵佳喜，也一样经历着被“踢来踢去”的命运。邵佳喜掰着手指头说，他到太原市小店区信访办去过3次，区劳动局去过3次，太原市劳动局去过1次，乡政府去过3次，区政府去过1次。“太远了，每次都是20多人包车去，一去都是一天，每次都是绝望。”

       “信访局推劳动局，劳动局推乡政府，把我们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他们说这是小产权房，他们管不了。”说起这事，带邵佳喜来打工的李建愤愤不平，“我问他们，开工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我们从5层盖到15层，那时你们怎么不说不管？”

       说起这几天的打算，李建告诉记者，还没进展的话准备再去市政府。“我们能进得去吗？进去之后有用吗？”李建说着说着低下了头。

       欠薪讨要陷“连环债”链条

       在层层转包加层层拖欠中，农民工处于“生物链”的最底端。近几年，一些中西部地区和不少中小城市，热衷于靠房地产拉动地方经济。随着楼市热潮退去，许多开发商和承建商的资金泡沫像海市蜃楼一样突然消退，被欠薪的农民工则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西安市劳动监察部门排查出的58个建筑施工项目欠薪隐患问题中，涉及工程款拖欠、工程款纠纷或工程量核算的达到41起，占到总数的70.7%。

       “工程款问题仍是引发欠薪的主因。”西安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杨瑞平表示，当前垫资施工、工程项目层层转包现象十分普遍。开发商、总包单位、劳务分包、农民工四方之间形成了3个紧密结合的链条。作为支付农民工工资责任主体的劳务公司，大多数垫资兑付工资，一旦前两个环节在工程量、工程款结算中出现问题导致工程款延迟支付，劳务公司无力兑付，产生欠薪问题，处于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工就成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欠薪问题往往盘根错节，纠缠在建筑合同甲方乙方的条条款款里，像理不清的“蜘蛛网”，又像嚼不动的“橡胶糖”。更让农民工无奈的是，欠薪的“幕后债务人”有时甚至还是基层政府。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连环债”链条：农民工工资被包工头或建筑承包商拖欠——建筑承包商又被上游的建设项目企业拖欠——许多市政建设项目企业又被当地基层政府拖欠。由于面广量大，讨薪往往陷入“死结”。

       例如，受制于煤炭形势下滑，山西一些地方财政吃紧，不少公共工程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成为事实上的欠薪债务人。而辽宁省有关部门的一份材料显示，辽宁省内有的基层政府拖欠市政工程款现象严重，金额增多、期限延长。三家处于不同地市的民营市政公司，目前被各地政府部门拖欠市政建设工程款数额巨大，其中一家民营公司因为欠薪上千万元，董事长已经数次被农民工堵在办公楼里。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王政、陈晨、商意盈、刘彤、鲍晓菁、关桂峰、冯雷、孙亮全、李亚楠、孙仁斌、王炳坤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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