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1813-1881)，晚清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书论家。其《艺概》包括文、诗、赋、词曲、书、经义六概，其中突出地表现了辩证的、精深博大的美学思想，可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历史终结。其《游艺约言》是《艺概》的一个重要补充。刘熙载的书法美学思想见于《艺概》中的《书概》以及《游艺约言》中的有关书论。

《书概》开头两条写道：“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章；古，当观于其变。”《书概》结尾两条又写道：“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

这开头和结尾的4条书论，堪称全文的“眼目”，它特别富于哲理的深度，特别富于辩证的特色，它集中体现了刘熙载的书法美学思想。

金学智先生《中国书法美学》认为，这4条实际上涉及了书艺创造的3个美学子系统，即：(1)“意-象”互补相合的美学系统；(2)“天-人”互补相合的美学系统；(3)“古-我”互补相合的美学系统。金先生还对这三个美学子系统作了细致、深入、令人信服的阐释。

一、“意-象”互补相合的美学系统

刘熙载所说的“象”是指书象。古代书论和文字学，在论及包括文字在内的“书”的起源时，往往和易八卦联系起来，如许慎《(说文解字)序》就说到庖牺作易八卦；虞龢《论书表》也把“爻画”和文字以及书法联系起来。

张怀瓘《书断》不但把画卦立象作为“文字之祖”，而且引用了《易·系辞》中语：“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张氏通过论述八卦与文字的联系，触及了与书法艺术密切相关的“象”、“意”这两个概念，而且在书论中提出“意象”说(前文已论及)，但遗憾的是，张氏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厘定和深入的挖掘。

刘熙载则不同，他对《周易》中的合理成分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周易》中的“立象以尽意”的“象”，原是指画卦所立的“象”，即从具体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并具有象征意义的“易象”，刘氏则借这种富有传统哲学意蕴的概念来比拟书迹——书象。这种移用、比拟，是建立在二者具有共通性的基础之上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见出：

首先，所谓易八卦的制作，与初民的古文字的创造有其近似之处。《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三“观”、二“取”、一“作”，也和远古象形文字的创造过程有相合之处，所谓仓颉造字，就离不开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于鸟迹龟文等等。

其次，二者均具有空间存在的可见性，亦即视觉的形象性。《易·系辞上》说：“圣人设卦观象”，“见乃谓之象”。书象也有类似于易象的这些特点。书是“形学”，具有可见性。张怀瓘《六体书论》就说：“臣闻形见日象。书者，法象也。”

再次，二者都是一种变动不居的象。《易传·系辞下》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爻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卦象具有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典要的特点。

书法是一种“效天下之动”的线文艺术。对这一点，刘熙载有深切的认识，他指出，“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不同书体有其不同的动静配置，但其共同特征是“动在其中”。

更重要的是，在《周易》中，“立象”是用来“尽意”的。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也说，“尽意莫若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象者所以存意”。刘熙载在其书法美学体系中，也把“象”密切地联系于“意”，这所谓“尽意”之象，更把易象与书象紧紧地绾结在一起了。

二、刘氏所说的“意”的含义是什么

《周易》的“意”，是所谓“圣人之意”。刘氏把它引进书法美学中来，是经过了脱胎换骨，赋予它以艺术创造中的“意”这一新的内涵。其《艺概·文概》说：“《文赋》：‘意司契而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圣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正以意之无穷也。”联系书法艺术来看，由象所表达的“意”，正是书法家的书意，在刘氏看来，这书意主要的不是笔意，而是情意。

刘氏《艺概·经义概》还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辩证思想：“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这就是说，事物或艺术中相互对待的双方，不是均等的、平分秋色的，而是其中必有一方为主，起着制约的、决定的重要作用。

刘氏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对”。他以这一思想来分析书法中“意”与“象”这两个相互对待的方面，认为二者的美学关系是：“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这两个命题内涵深刻，而且蕴藏着多方面的传统哲学的历史积淀。

“本”和“用”，又作“体”和“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畴。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里，本和用对举。本，是内在的根本或根源；用，是其外在的功用或表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本、用范畴成为一种模式，可以用来表达对待双方第一与第二的关系。

在刘熙载看来，意为书之本，它作为性情，是根本，是第一位的；象是书之用，它作为功效，是表现，是第二位的。刘氏在《文概》中强调“文之尚意”；而在《书概》里，则通过“本”、“用”关系，更突出地强调了书之“尚意”。书法，是尚意的艺术；书象，不过是书意的审美显现而已。

刘氏又把“先天”、“后天”一对范畴引进书论，这对范畴均是易学术语。《文概》说：“易道有先天、后天。”先天，原指先于卦象和形迹而存在的精神；后天，原指由先天所产生的卦象和形迹。前者只可意会，后者则可目见。

宋代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说：“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又说：“先天之学，心法也……万化万事生乎心也。”邵雍以先天象数之学解释《周易》，带有浓厚的先验论色彩。刘氏从书艺创作的实际出发，予以引进，是有其合理性的。其一是邵雍的所谓“心”与“迹”，与书法中的“意”与“象”有其相应性；其二是“心”与“迹”有“先天”、“后天”之分，这和“意”、“象”有先后之分也有其相类性；其三是，所谓“先天之学，心法也”，与作为具有“表情美”的书法艺术也有其相类性。

三、古典“意象”说的一个美学终结

在刘氏所处的清末，书法美的历史流程早已由“造型美”流到了“表情美”，刘氏便是表情说的突出代表。其《书概》对此就作了多层面的阐发，他说：“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写字者，写志也”。“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钟繇《笔法》日：‘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右军《兰亭序》言‘因寄所托，取诸怀抱’，似亦隐寓书旨。”“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氏反复强调的是“心”、“志”、“人”、“性情”、“怀抱”……所有这些，都可归结到“意”、“心”的范畴里。

刘氏的理论取向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书为“心学”。从总体上说，书为“心学”的命题，与康有为的书为“形学”的命题一样，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都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都可看作是中国古典书法美学进入终结阶段的理论硕果。“心学”和“形学”，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揭示了中国书法的特殊艺术性质。

还必须指出的是，刘氏也并不忽视书意中的“笔意”，这体现在他对“意”、“法”关系的论述中。《游艺约言》说，书法“须兼意与法。任意废法，任法废意，均无是处”。这也就是说，意与法必须相兼，缺一不司。他还特别强调草书中的“意”。

其《文概》说：“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书概》说：“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与篆、隶、正书之意法，有对待，有旁通；若行，固草之属也。”“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书艺虽然必须意法相兼，但刘氏认为，二者之中意为主。他指出：“虞世南作《笔髓》，其一为《辨意》。盖书虽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至于草书，更是意多于法，意重于法，它囊括着其他一切书体之法，所以刘氏特别予以推崇。他对草书所作的极高的评价，也是从“意为书本”这一命题出发的。

刘熙载《书概》对历代书法的品评，“意”也是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他说“索靖之笔短意长，善摄也”；认为对于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学者必须“得其意”而自运；指出张旭书“微有点画处，意态自足”；还阐发苏轼之语说：“东坡论吴道子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推之于书，但尚法度与豪放，而无新意妙理，末矣。”

总之，书法作品少不了意。一方面，意与法相对，意重于法，法受于意；另一方面，意与象相对，意先象后，象生于意。合而言之，不论是法还是象，都离不开意，都受命于意。

刘氏的“意象”说，既积淀着《周易》以来古典哲学的深厚意蕴，又是张怀瓘“意象”说以及明、清文论中“意象”说的深入发展，它概念明确，内涵丰富，高度成熟，具有辩证色彩，可说是古典“意象”说的一个美学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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